新时代整治作风宜厉行法治

——读《大秦帝国》有感

信息科 鲁观峰

党的作风影响形象、关乎民心、决定存亡。那为什么作风问题像“牛皮癣”，久攻难克？为什么作风整治像“割韭菜”，割了一茬又一茬？结合学习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所思所悟、改进作风的所观所感以及对《大秦帝国》的所读所得，笔者认为根本原因在于相关法律法规和规章制度成了摆样子的“稻草人”“纸牌屋”，在于踩红线后付出的代价太小、破底线后付出的成本太低！新时代整治以“四风”为核心的作风问题，彻底打破“整治、反弹，再整治、再反弹”的循环怪圈，只有厉行法治，才能确保改进作风规范化、常态化、长效化，才能早日实现气正风清、河晏海清，并以此进一步凝聚党心民心，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

一、厉行法治整治作风在于有凭有据。法治是人类现代文明的发展成果，是现代社会治理的经验结晶。新时代推进作风整治靠法治，更是全面依法治国、全面从严治党的题中之义。习近平同志曾指出，要以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抓作风建设。有法可依。反对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享乐主义和奢靡之风，我国相关法律和制度早有明确规定。如奢靡之风的日常表现就是挥霍享乐和骄奢淫逸，在法律上的要求就是倡导勤俭节约、反对铺张浪费。我国现行宪法第14条第2款规定：国家厉行节约，反对浪费。如享乐主义的日常表现就是及时行乐思想和特权现象，我国宪法第5条第5款规定：任何组织或者个人都不得有超越宪法和法律的特权。相关法律法规对反对形式主义（渎职、玩忽职守）、官僚主义（不作为）都有明文条款，诸多规章制度也均有严明要求，可以说是汗牛充栋、不胜枚举。这些，本身就是宪法和法律对国家机关及党员干部履职行为的一项基本要求。有案可稽。《大秦帝国》作者孙皓晖说，从秦国商鞅变法到秦朝灭亡的160年，是中国唯一的古典法治社会，之前是礼治、之后是人治。也曾有历史学家指出，秦是中华文明的起源，其由扎根一隅到发展壮大、一统天下，靠的就是矢志不移厉行法治。当新法推行仅十年时，该国就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官吏勤勉，民众勤俭，路不拾遗，野无盗贼。那时到秦国的各国使臣按国内习惯夜游寻欢，惊讶地发现咸阳城内各级官署灯火通明，官道上驿马公车来来往往，大小官吏进进去去，其官吏严谨务实、无私奉公的作风与精神令衮衮诸公汗颜不止。嬴政一次在与官员讨论吏治时说：秦律定，做事可错可误，不可疏忽职守。以管窥豹，可见其吏治之严明、作风之清明。2000多年后的1992年春天，小平同志在深圳谈到作风问题时诠释这一质朴而深刻的道理：“还是要靠法制，搞法制靠得住些。”

二、厉行法治整治作风重于有纲有目。厉行法治整治作风顽疾，要着重处理好以下几个关系，达到纲举目张、事半功倍的效果。处理好意愿与认同的关系。执政党的政策主张高效贯彻实施并最终见效，核心在于得到社会的真正认同与拥护，否则就是最大的形式主义、官僚主义。秦国从徙木立信开始变法，从废井田、奴隶籍和奖励耕战切入，实实在在的效果立即赢得了秦国百姓山呼海啸般的响应与拼死护法。处理好绝大多数与关键少数的关系。作风问题表象有着极强的破窗效应。整治“四风”既要大而广之风生水起更要牢牢摁住关键少数这个根本。这里的关键少数包括少数人和少数单位部门，因为特殊的权力和权势，是滋生“四风”的根源。秦变法初期，嬴驷杀人触犯了法律。依法重治，其是太子且尚未成年；轻治，达不到震慑效果；不治，新法就会付之东流。生死关头，秦按“太子无教，太子傅难辞其咎”之名，依法重治老师公子虔和公孙贾，并轻治太子驷罪（但后来还是因此被流放多年），以此向天下昭示推行法治的决心和意志。惩处这几个“关键少数”后，基本扫清了上层士族的阻法势力。处理好法与势术的关系。按韩非思想，真正的法治包括“法”和“势”“术”。法不立，则势不顺、术难行。申不害在韩国推行以“术治”为核心的法治，虽使得短期内“诸侯不来侵伐”，但二十几年下来，术治膨胀，权术被奉为圭臬，官场勾心斗角，上下互相窥视，官吏无心务实正干。最终，韩被秦第一个灭掉。齐威王为整顿吏治，用烹刑诛杀了欺上压下、钓名沽誉的阿大夫田榫以及接受其贿赂的大小官吏共计28人，同时重赏了虽倍受毁谤却政绩优秀的即墨大夫晏舛。群臣耸惧，莫敢饰非，务尽其情，齐国一时强于天下。但好景不长，由于没有综合施策法与术，强齐仅仅存在近两代便弱偏一隅了。依赖术治实同内耗，依赖势治实同人治，唯法治行于秦而大成。虽现代社会法治依据的是反映人民大众意识的法律，但厉行法治治 “四风”，法势术不能分而行之，应合而施之。处理好惩治与保护的关系。 “一次不公的裁判比多次不平的举动为祸尤烈”（《论司法》，培根）。因为不平的举动只是弄脏了水流，而不公的裁判则是污染了水源。齐威王活煮阿大夫、保护并重赏即墨大夫的场景似在眼前；嬴政“功臣不能全身，嬴政何颜立于天下”的誓言至今浩荡山河。所以，依法整治“四风”，要信赏必罚，“刑过不避大臣，赏善不遗匹夫。”犯了“四风”问题以及执法犯法、执纪违纪者，虽近爱必诛；敢于同“四风”问题作斗争、捍卫党纪国法权威而被冤枉诬告打击报复中伤者，虽疏贱必赏。这是依法治国、从严治党的生命，也是决定法治 “四风”问题能否早见效、见大效的因素之一。

三、厉行法治整治作风宜于有静有动。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融冰破雪绝非一日之功。习近平同志曾强调：纠正“四风”不能止步，作风建设永远在路上。依靠法治彻底整治作风顽症，只有长期坚持并创新推进，才能久久为功。坚定不移。纵观秦史，从摆脱被卑、被伐局面到令六国畏秦、交秦直至灭六国，秦国经历七代君王前赴后继奋斗了160年，这期间任何艰难险阻都未动摇其依法治国的基本国策。嬴政为王初政，恰遇关中罕见大旱，当时自己羽翼未丰、朝中仲父专政搅政。在这危难时刻，他仍决绝坚守法不可弃、民不可伤的治国宗旨和法治方向，未为收买人心去减免赋税而破法，而是对百姓应缴赋税实施了“缓”的措施。所以，当改作风改到一定程度，已迈入“深水区”的关键阶段，只有注重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用法纪匡正，才能持续向前推进，才能巩固已有成果；如失去法纪约束，难保不开倒车，旧弊未灭，新疾滋生，造成更严重的危害。有要于时。法不能朝令夕改，但在法治方向不偏移的前提下，也应因时制宜、因时变法。“法与时转则治，治与世宜则有功。”秦统一六国后，依然沿用百姓义务戍边的政策。战国时国家规模小，方圆百里就是大国，一般都能在规定时间内到达。但陈胜他们一行900多人戍边却要从河南走到河北的渔阳，路途遥远加之又遇连天暴雨倾盆，迟到是肯定的，按秦律失期当斩。往前走是死不去也是死，那就只揭竿而起了。秦朝若能结合统一后地域广阔的现实，及时修改戍边行期等法律条款，历史也许将重写。 当前，“四风”现象裂变强盛，如陋室设豪宴、贱瓶装贵酒、私车“喝”公油、官场成“秀场”、材料出政绩、“二传手领导”、痕迹主义等等，花样翻新层出不穷。所以，“宜将剩勇追穷寇，不可沽名学霸王”。越是乱花渐欲迷人眼，越是要保持政治清醒和定力，一方面要对现有法规制度进行“废改立”，另一方面要抓紧出台更加刚性更加完备的新法规制度。始终高擎法治大旗，用更广的认同、更高的标准、更实的措施，把作风建设向纵深推进深处破题，最终实现根本好转。兼容并蓄。法家与儒家曾经围绕着“德治”和“法治”进行过长期论战交锋，但彼此谁也不能彻底战胜谁、征服谁。两家论战后来随着“隆礼重法”和“德主刑辅”成为封建社会占支配地位的意识形态而消失。“德治”与“法治”最终实现了交流交融。而现代社会中，法治不再简单地视为“人治”“德治”的一种对立，当一个国家在各种社会控制手段中选择以法律为主的手段进行控制，而不是选择其他手段作为主要控制手段，即所说的“依法治国”。“法乃善良公正之术。”当今，我们推进依法治国绝不能排斥礼德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用法保障新时代作风建设绝不能排斥情，而是要在大力推进法治的同时，更加注重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大力弘扬社会公德、家庭美德、职业道德，提升人品官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