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彬彬

在中国近代史上，不管是否情愿，日本都是一个不得不提的国家。这个一衣带水的邻邦，留给我们难以忘却的屈辱，又用轻描淡写的倨傲，撩拨着整个民族的愤怒。钓鱼岛事件还在持续发酵，多个城市爆发反日游行，网络充斥着“抵制日货”的咆哮，深圳日系车辆被打砸，日本驻华大使被袭击，一时间风云际会，群情激愤。可是当我们肆无忌惮地宣泄情绪的同时，却少了对“敌人”起码的了解与认知。戴季陶在《日本论》中说，“‘中国’这个题目，日本人不晓得放在解剖台上解剖了几千百次，装在试验管里化验了几千百次。我们中国人却只是一味的排斥反对，再不肯做研究工夫……”当前愤青的行为，前辈在几十年前就批评过了。

正视敌人，首先要用客观平等的心态去剖析对手。美国女学者露丝·本尼迪克特所著的《菊与刀》便是了解日本绕不过的读本。在这个喧嚣的夏日，我怀着对14名香港保钓壮士的致敬之心，再读经典。

《菊与刀》出版于1946年，写于二战期间，成书的缘由是作者受命于当时的美国战时情报局，目的是为战后美国对日政策提供文化上的参考，它最初仅仅是一份研究观察报告。该书通过对日本等级制度、“恩”与“报恩” 、义理与人情、耻感文化、修养和育儿方式等的考察，从结构上深入探讨了日本人的价值体系，分析了日本人的外部行为及思考方法，论述了日本宗教、经济生活、政治和家庭，探讨了日本人的生活方式。书中所提出的关于日本文化的基本理论和观点，时至今日仍极具价值。更为神奇的是，本书的作者毕生未到过日本，她依据包括“传说、电影、对美国国内的日裔居民及日本战俘的采访、军事情报局的报告书”等在内的资料，探究了日本文化的独特性。美国政治精英并据此制定了包括保留“象征天皇制”在内的对日占领政策。《菊与刀》这种独特的出身不仅使其成为人类学领域的必读书，还成为战后美日国际关系史中的关键文献。1951年此书被列入日本《现代教养文库》，仅在日本的发行量就超过200万册。

读完这本书，我觉得日本的国民性可以简单地用八个字来概括，那就是“充满矛盾，爱走极端”。

正如本书序言所说，复杂的日本人既有菊花的冷冽淡雅，又有刀剑的凶戾残暴。“他们生性好斗而又非常温和；黩武而又爱美；倨傲自尊而又彬彬有礼；顽梗不化而又柔弱善变；驯服而又不愿受人摆布；忠贞而又易于叛变；勇敢而又懦弱；保守而又十分欢迎新的生活方式。”世界上恐怕没有第二个民族，可以神奇地把这样极端的气质集于一身。

根据本书观点和个人理解，我觉得日本人迥然不同的思想行为模式主要有三点：

1.日本人遵从不知善恶的“耻感道德”。所谓“耻感”，是相对于西方人的“罪感”来说的。在西方文化中，世界被认为是善恶的战场，人应当通过忏悔坦白从“原罪”中解脱，依靠罪恶感在内心的反映来行善避恶。而日本的“耻感文化”主要依靠外部的强制力，如舆论批评带来的羞耻感约束行为，他们内心没有绝对的道德标准，更没有自责与自省。这就足以解释为何德国能够承认自己的战争罪恶，而日本却要百般抵赖。日本人没有泾渭分明的善恶观，他们认为人的灵魂中既有“残暴的灵魂”（荒魂），也有温柔的灵魂（和魂），两种东西都是人所需要的，关键是要用到恰当的场合。日本对善恶的模糊可以从他们的神话中看出。日本最著名的神素盏鸣尊是天照大神（传说中天皇的祖先）的弟弟，是“迅猛的男神”。他在姐姐的大饭厅里乱拉大便，他毁坏稻田的田埂。最不可理解的是，他居然在姐姐的卧室上挖个窟窿，从中投入男性生殖器。但是，他依然是日本众神中招人喜爱的一个。日本人对自身行为没有内在的评价标准，极端的自尊使他们对外来的嘲笑和批评更为敏感。受到嘲笑的日本人有两种选择：要么是化嘲笑为动力，不断自我完善，以此来消除外来的嘲弄；要么是在怨恨里自我折磨或折磨他人。这种性格为穷兵黩武的军国主义提供了土壤。对外民族的侵略、折磨和破坏正是对他们那极易受伤的自尊心的补偿。

2.日本人偏好“各安其分”的社会秩序。在上千年的历史中，日本人一直生活在一个等级森严的社会里。无论是在家庭生活中还是在社会交往中，每个人都必须依照年龄、辈分、性别、阶层决定着自己适当的行为。即便近百年来深受西方文化的熏染，日本在本质上依然是一个等级社会。只有“各得其所、各安其分”地生活在等级关系中，日本人才会由衷地感到安全和踏实。他们习惯以天皇为中心的等级社会，按照“尊卑、贵贱、上下、长幼”这样的“天道”来安排自己的生活。在日本人看来，完美的秩序就是国际上按种族的优劣来排列，国内按人的优劣来排列，最优秀和最完美的种族和个人就是最高的统治者，要由他们来负责秩序的安排和管理。日本自近代以来的一系列富国强兵改革正是以“将这一等级秩序观念从国内投射到国际”为源动力。因此，日本所谓的“大东亚共荣圈”不仅仅是骗局这么简单，而是一种输出自我文化的表现。从这个层面上更可以理解，二战投降的前夜还喊着要“用竹枪来把战争进行到底”的日本军人，为什么会在天皇宣布投降后，毫不犹豫地放下武器，对登岛美军夹道欢迎。因为日本人是一个绝对臣服于实力的民族，对内他们臣服于来自上级的一切命令，对外他们臣服于强大的民族或者团体。

3.日本人信奉“轻生重死”的修身哲学。中国人重生轻死，认为“不知生，焉知死”，日本人则恰恰相反。世界上没有哪个民族对死亡像日本人一样痴迷。正如本尼迪克特所言：日本人修身的最高“无我”境界的哲学基础就是“像已死者一样生活”。通过这种死亡体验，日本人将所有的心智都集中在目标上，忘却自我，“像死人一样去战斗”，基于此日本人所崇尚的“剖腹”、“忍者”就不难理解了。事实上，在日本没有来世报应和末日审判的说法。他们的固有观念里，人生并非善恶相竞的舞台，一切人都无所谓恶，就像“刀”，即使生满锈，底下仍包含夺目的光辉，只要按照本性勤加修炼就会显现，所以每一个日本人死后都变成“神”。死亡，在日本文化中被赋予了一种至高的美学幻想。只有在死亡中，爱情、道义、责任、忠诚……才成为其所是，才达到最后的完美。在捐献生命之际，能体验到一种道德升华的慷慨,凄凉悲壮的满足。古语云“知耻近乎勇”。这句话在中国人看来，是勇于追求仁善；而在日本人看来，是勇于毁灭一切。

坦率地说，《菊与刀》一书对日本的国民性缺乏文化根源上的探究。可是通过书中揭示的基本观点和事实，我却能清晰地感受到日本人这些匪夷所思，甚至是狭隘变态的性格特征有着广泛深厚的文化土壤。近些年，日本右翼势力沉渣泛起。尤其是今年日本人更是在历史问题、钓鱼岛问题上频频动作。而我们除了习惯性地强烈谴责之外，恐怕最常说的一句话就是“这是一小撮日本右翼分子的所作所为。”读完《菊与刀》一书，我觉得这绝对是“一厢情愿”的想法。日本民族没有所谓的“一小撮”和“绝大多数”之分，日本民族就是日本民族，是一个顽固并且团结的民族。对当年的战争，整个日本民族都应当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埃德温·莱顿是一位毕生从事日本人心理学研究的美国教授。当时，美国海军上将尼米兹对是否对日本投放原子弹举棋不定，便去请教莱顿教授。教授说：“将军阁下，在日本，只有天皇有权使日本人停止战争，但即使对他来说，停战也不是轻而易举的事。如果他让日本所有的妇女都剪去头发，或者叫国民们倒立起来走路，他们都将照办不误。甚至如果他命令所有的男人都割去睾丸，百分之九十九的人都会从命。但是命令军队放下武器，却又是另一回事。”于是，尼米兹打消犹豫，投放了原子弹。连天皇也难以叫日本人民停止战争，可见日本人对侵略执迷到了何种地步。而后来的事实也证明了这一点。1945年8月15日，天皇裕仁宣布投降后，东京的居民千百户人家来到二重桥外，家家户户的老小跪伏在地，面对皇宫，叩头遥拜，痛哭不已。有的人在激愤中剖腹自杀，还有的竟全家老小三辈共同自刎，以死报国。横滨一所小学听到天皇投降诏书后，校长便带领一群小学生集体投海自尽。可见日本人民当年并不是像我们所“希望”的那样是被迫卷入战争的，恰恰相反，他们一直都是整个战争最有力的支持者。

自20世纪80年代起，日本国内右翼团体的数量以平均每年20个至30个的速度递增。据不完全统计，日本目前仅注册登记的右翼团体便已超过900家，成员超过12万人。如今的右翼势力已成规模效应，并有逐步联合的趋势。其势力已经全方位地扩大到政治、经济、历史、文化等各个领域。日本国内大大小小的反华游行也随之此起彼伏。

对日本民族，我们分分秒秒都不可放松戒备之心。要想在与日本竞争中获胜，只有在壮大自身力量基础上将其彻底击败，唯如此，才能真正让其信服，才能真正让中国崛起。

供稿：市委督查室